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必须做到统筹衔接、配套进行, 既要坚决放, 也要接得住、用得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 接得住、用得好比坚决放、愿意放难度更大。然而, 在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着统筹衔接配套不够的问题, 如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, 将“先证后照”改为“先照后证”, 解决了“办照难”“注册难”的问题, 但同时又出现了“办证难”“准入不准营”“注销难”的问题。

首先, 部门之间的放权过程缺乏协调。一些审批事项往往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, 而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过程中, 有的部门放了, 有的部门没有放, 最后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, 反而增加了群众的办事难度。笔者在调查中发现, 某市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, 一项涉及到十几个部门的投资审批, 只有市发改委一家将相关审批权下放到了县 (区) 发改委, 而其他部门并没有下放到县 (区) 一级, 结果使得群众原本只需要到市级相关部门办理审批即可, 改革后却要到市、县 (区) 两级去办理, 反而更加麻烦了。

其次, 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不高。像证明“你爸是你爸”等各种“奇葩证明”之所以泛滥,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门之间、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统筹衔接配套不够。如公民户籍、教育、就业、生育、医疗、婚姻等一些基本信息处于分散、割据的碎片化状态, 部门之间 (甚至部门内部) 、地区之间没有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或者信息共享程度不高。如天津市民龙蒙为了开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, 竟然跑了4个派出所, 等了10天。同时, 少数人不讲诚信, 社会上各种假证太多, 使得一些基层单位和部门既不敢相信证件, 又不想承担责任, 于是, 为了规避风险, 就让群众自己去证明各种证件的真实性, 去开各种各样的“奇葩”证明, 并借机收费, 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。

再次, 存在着“接不住、用不好”的现象。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过程中,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, 一些审批事项从中央、省级政府直接下放到了市、县、乡 (镇) 政府, 或者转移给了社会组织。但是, 由于基层政府一些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、业务能力、经验水平不足, 从而“接不住、用不好”;同时,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, 一些行业协会、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, 对于政府转移的一些审批事项也存在着“接不住、用不好”的现象。结果不仅造成群众办事不方便, 影响了简政放权改革的成效, 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混乱, 甚至出现“权力真空”, 使得上级政府不愿放权、不能放权。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, 某市拟将“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”等25项审批权下放给区级政府, 却因区级政府部门人员、机构、职能调整不到位、无能力承接而暂缓下放。

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、不透明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“痼疾”。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过程中, 一些政府部门对所保留的审批事项的操作仍不够规范。

首先, 存在着审批权力被滥用的现象。由于一些审批事项的审批标准不明确, 审批条件不具体, 一些审批部门甚至随意设定条件, 使得审批部门及经办人员在审批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, 再加上监督机制不健全, 对行政审批权力的监督不到位, 有关审批的信息不公开、不透明, 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, 从而为“黑箱”操作、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此外还存在着审批机关权责不一致的现象, 一些部门权力很大, 在行政审批的实际运作中往往只注重申请人必须履行的义务, 而对审批机关不依法实施审批所应承担的责任却缺乏明确规定, 以至于审批权力被滥用。

其次, 存在着利用审批乱收费的现象。一些行政审批机关, 特别是基层单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, 利用审批乱收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, 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。还有一些审批部门与下属的中介机构存在着利益关联甚至利益输送, 导致各类“红顶”中介乱收费现象仍比较严重, 一些中介机构重收费、轻服务, 甚至只收费、不服务, 群众意见普遍较大。